「观点」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新探索

本文原载于《河北学刊》2022年第5期，作者为李强、邓湘树。

一、中国社会学在社会治理研究方面的创新

◉ 社会治理(Social Governance)理论不是源于西方学术界，而是中国理论界、学术界提出来的。而且，目前中国的这种社会治理、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是源于中国比较特殊的体制机制。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中，中国社会学界的一些学者还创新了“专家干预型基层社区实验”的研究方式。

◉ 文化是多元的，文明是多元的，治理模式也是多元的，不同模式也应该互相理解，多一些包容和宽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二、社会学在中国特色民生研究方面的新探索

◉ 社会学在关于中国民生指标体系研究中作出了重要贡献。社会学的民生研究还侧重于社会政策视角。

◉ 根据中国社会学界的研究，中国的最大特征是公共权威机构党和政府具有极其强大的社会政策实施能力，在采取社会政策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采取了中央统一部署和发挥地方积极性相结合的举措，在模式上很有创新意义。

三、社会学对于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学术探索

◉ 中国理论界和社会学界研究发现，中国人民所追求的现代化并无现成模式可循，而是要根据中国国情和自身文化传统探索符合本国发展道路的全新模式

◉ 中国社会学界从以下四方面对于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作出了积极探索。

其一，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其二，中国特色的产业化道路。

其三，从社会学角度探索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其四，中国社会学界还探索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的极其重要地位。

四、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之新探索

◉ 作为一门实证社会科学，社会学特别强调追求“社会事实”。社会学理论研究是建立在坚实的社会事实研究基础之上的，所谓社会学方法就是探索如何获取社会事实的技术途径。

◉ 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创新也是与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创新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新探索

李强、邓湘树

李强

邓湘树

自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社会学要赶快补课，老一辈社会学家费孝通、雷洁琼等挂帅组织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工作以来，转瞬之间已有43年了。43年来，中国社会学界与国内理论界一道，深入中国社会调查研究和社会实践的一线，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学研究理论与方法。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理论工作者要“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要“深入调研，察实情、出实招，充分反映实际情况，使理论和政策创新有根有据、合情合理”。中国社会学复建43年以来的历史证明，正是由于从国情出发，深入了解中国社会，通过总结中国的社会实践、社会实验而提出了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学新的理论观点。

社会学是一门经世致用、治国安邦之学。近200年前，这门学科的产生就是由于当年西欧社会面临现代化转型，迅猛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引发了无数的社会问题，诸多社会学家提出了一系列应对社会问题的理论。

中国社会学界同仁在经历了社会学复建早期主要学习和掌握国际上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阶段以后，在后来数十年的时间里，主要的研究工作就是深入中国基层社会实际，在实践中探索解决城镇化、产业化、市场化以及改革开放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根据中国的经济社会国情、根据中国的民情民风和中国的文化传承，提出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对于中国社会学界乃至中国理论界的这些贡献，本文挂一漏万地仅作如下四点阐释。

一、中国社会学在社会治理研究方面的创新

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说，“社会治理”概念是中国理论界根据中国的社会实践创造出来的。该概念通常被译为英文Social Governance，但如果检索英文文献，几乎所有的相关文献都是近些年中国大陆学者撰写的关于中国社会治理的研究，而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使用Social Governance的极为罕见。在笔者尽力查找的文献中，有两例对于国外的研究中使用了Social Governance一词：一处是在探讨巴基斯坦的治理(Governance)问题时，区分了法人型治理、官僚型治理和社会型治理；另一处讲的是全球社会治理(Global Social Governance)，与我们中国大陆的社会治理理论完全不是一回事。西文文献中，频繁使用的是治理(Governance)、善治(Good Governance)概念，大多是政治学的讨论。所以，可以肯定，社会治理(Social Governance)理论不是源于西方学术界，而是中国理论界、学术界提出来的。而且，目前中国的这种社会治理、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是源于中国比较特殊的体制机制。

那么，中国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呢?这种体制确实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党实践基础上将原来在根据地时期曾尝试过的一种基层治理体制开始在全国城乡推广。对于这样一种新的体制，也有极少数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共对根据地的治理中注意到了。例如，美籍印度裔知名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在其著作中曾写道，中国共产党“从基层开始建立了与国家政权相联结的各级组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新中国初期完成了民国政权所未完成的‘国家政权建设’的任务，它根治了明朝以来历届政府无法解决的难题”。

而中国理论界为什么在新世纪提出了“社会治理”这样一个新概念呢?这确实是来源于中国近些年来的社会治理实践。社会治理概念最早出现是在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文件中，首次将2004年以来中共文件所使用的“社会管理”概念改为“社会治理”。在处理社会事务、社会矛盾时，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的理论视角确实有很大不同，社会治理特别强调用多方参与、激发社会活力、共建共治共享的方式处理社会事务、社会矛盾、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用严格管理控制的方式。此后，中国理论界、社会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开始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积极探索这种新的治理方式。

中国社会学界和理论界之所以创新了社会治理理论，这与中国社会特殊的组织结构密切相关。中国城乡具有强大的联系到所有基层单元的组织建制，城市最基层是社区居委会和党支部，农村最基层是村委会和党支部。对于城乡最基层单元的研究，中国社会学界传统上称作“社区研究”。在近些年的社会学研究中，中国社会学界将基层社会治理研究与传统的社区研究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取得了众多学术成果。中共中央也一再强调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社会学界坚持将研究重心放在基层社区。基层社区、小区是广大人民群众工作、居住、生活的地方，努力实现每一个基层社区都治理得井然有序、老百姓安居乐业，发挥出广大居民的社会活力，这就是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所以，社会治理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尤其是落实到基层社区以后，社会治理就有了其载体和基础。从基层工作来看，社会治理就有了抓手和落脚点。正因如此，中国社会学界特别强调基层社会治理、基层社区治理。

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中，中国社会学界的一些学者还创新了“专家干预型基层社区实验”的研究方式，研究在最基层社区、小区的社会治理，尝试了在基层社区激发社会活力、使得更多元的社会力量真正参与到提升社区人居环境水平的活动中来。在这方面，笔者带领清华大学的社会学团队与当地党政合作开拓了“新清河实验”。

社会秩序与社会活力的关系，属于社会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如果缺少社会秩序，发生社会失序、社会动乱，中国人称之为“乱世”，那常常会出现社会灾难。历史经验证明，那是一种恶劣的社会运行局面。反之，如果管控得过于严苛，表面上看没有失序，但人民群众完全失去了社会活力，尤其是失去了经济活力，那么这个社会最终会被窒息，其结果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极大下降，也会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改革开放43年以来的经验证明，高水平地综合平衡和协调社会秩序与社会活力之间的关系，带来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极大提升。

社会学的“专家干预型基层社区实验”就是在基层社区治理中，尝试处理社会秩序与社会活力的关系。调研发现，在基层社区的治理中，目前社会有序的特征比较突出，而最基层社区的活力欠缺。大多数居民认为，社区治理就是基层党组织和居委会、村委会的事情，居民的参与动力明显不足。所以，社会学的“专家干预型基层社区实验”通过发现“基层社区精英”(社区积极分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框架下，实现了社会学学者与基层党政的密切合作，创新基层社区治理机制。在这方面，进行了社区空间改造实验、提升社区民生水平实验、社区社会组织创新实验以及基层物业管理创新实验等。由于这些活动均与居民的生活改善密切相关，得到了居民的普遍拥护和积极参与，实现了激发社会活力的目的。社会学学者也作出了创新基层社区治理理论的有益尝试。

这种专家参与式基层社区治理实验，已受到国内外社会学界的关注。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工作中，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也有很多创新，采用基层社会治理与大数据治理相结合的方式，有效地控制了疫情在基层社区、小区的传播，社会学界目前也正在探索和总结这样一种全新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当然，也要注意以下两点：一方面，当前疫情还时有反复，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社区治理方式也面对各种新的挑战，需要根据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不断加以改革与完善；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此种治理方式的本土特征，国际上也常常出现很多不同意见，对此我们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呢?中国的这样一种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治理在抗击疫情中的成绩是无法否认的，当然我们并不主张别的国家也采取中国的做法。由于国情根本不同，文化差异多样，没有这样的体制机制作基础也不可能推行和实施中国这样的治理模式。所以，文化是多元的，文明是多元的，治理模式也是多元的，不同模式也应该互相理解，多一些包容和宽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

二、社会学在中国特色民生研究方面的新探索

民生研究是中国社会学界近年来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虽然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的代表作“四书五经”中出现过“民生”一词，但众所周知，现代民生概念是由孙中山提出来的，这是一个具有突出中国特色的概念，翻译为英文，通常为the people’s livelihood或the people’s welfare。英文文献中也确有一些对于中国以外其他国家这样主题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发展中国家农村贫困问题的研究，或者是社会福利、老龄人口社会保障的研究等。但最大量的学术文献还是由中国人所写的关于中国大陆的民生研究。所以，与上述社会治理理论一样，可以将民生理论视为中国理论界、中国社会学界的一种理论创新。

中共十七、十八、十九大报告均强调民生建设的核心地位，其中十九大报告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服务作为执政党的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和政权性质的试金石。这样，就重新阐释和重新焕发了民生理论在今日中国社会的活力。

近20年来，民生研究已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一。从文献上查看，中文学术期刊讨论中国民生问题的论文达数千篇之多。中国社会学界从理论上阐释清楚了为什么民生建设在中国居于至高无上的位置。中国是拥有14亿多人口的超巨型社会，保障和改善全体中国人民的民生，其任务之艰巨为世之罕见。中国的特点是人口集中居住的程度高，笔者仅将中国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与美国的做比较，中国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按中国城市建成区常住人口计算)有130多个，而美国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按单个城市人口计算，而不是按将几个城市合并在一起的Consolidated Statistical Area统计意义的地区计算)不超过10个。中国人口如此高度密集居住，如此众多巨型城市人口民生的日常供应、良好的人居环境的维护、各种社会风险的防范，其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多年来，中国社会学界发挥学科优势，深入到全国各地民生调查研究的一线，作了众多新的探索。

近年来，社会学界根据中共中央部署将研究的重点放在治理贫困问题上。众所周知，贫困是国际性的一大难题，即使国际上那些发达经济体也一直被社会上一部分群体的贫困问题所困扰。中国社会学界与社会各界一起按照中共中央部署开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对策研究。至2020年底，中国终于实现了在现有标准下的贫困人口脱贫“应脱尽脱”的目标。在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以后，近来中国学术界又将研究重点放在如何治理“相对贫困”和“文化贫困”方面。

社会学在关于中国民生指标体系研究中作出了重要贡献。社会学工作者尤其擅长于社会指标体系研究，早在1980年代初就较早推进了中国的社会指标研究。此后，中国社会学界将社会指标发展为衡量中国全面小康社会的标准体系，这为后来的中国“民生指标体系”研究奠定了基础。社会学界的民生指标体系研究，使得中国的民生研究系统化、精细化，分别从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住房、医疗健康、养老、扶贫以及基层社区治理等九大领域研究民生。这九大领域的共同特点就是都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九大领域研究中，社会学具有明显的学科优势。一方面，社会学的学科特点就是研究视野宽广、综合性强，所以涉及的研究领域也就较广阔。而且九大领域绝非相互割裂，而是常常交融并汇在一起，这非常符合社会学的综合性研究特征。另一方面，社会学研究最强调一线实践，社会学者的研究最贴近老百姓，社会学特别重视居民入户研究，所以社会学研究最贴近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而这就是真实的民生。

社会学的民生研究还侧重于社会政策视角。所谓社会政策，就是以公共权威机构通过的法律、法规等多种管理手段，实施多方面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的措施。国际上推行和实施的社会政策具有不同模式，从目前发达经济体的举措看，西欧北欧社会政策干预的特征较明显，但是也不可忽视高福利所引发的劳动积极性不足的问题。美国更强调市场自由配置资源，社会政策干预明显偏弱，有明显的“马太效应”，即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问题，社会弱势群体民生保障存在诸多问题。东亚的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的新加坡属于威权政府转型社会，政策干预度比较强，目前仍在探索之中。根据中国社会学界的研究，中国的最大特征是公共权威机构党和政府具有极其强大的社会政策实施能力，在采取社会政策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采取了中央统一部署和发挥地方积极性相结合的举措，在模式上很有创新意义。当然，在实践中也应注意调动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活力和积极性。近年来，通过一系列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逐步实现了民生改善、社会稳定与社会进步。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

三、社会学对于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学术探索

上文已述，社会学这门学科的产生就是由于现代化转型，工业化、城市化等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卡尔·马克思、爱弥尔·涂尔干、马克斯·韦伯提出了如何解决这些矛盾的诸多理论。中国当前正在经历着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镇化、产业化变迁。中国人为追求现代化已奋斗了上百年，所以中国社会学界将中国特色现代化研究作为社会学最为核心的主题。

中国理论界和社会学界研究发现，中国人民所追求的现代化并无现成模式可循，而是要根据中国国情和自身文化传统探索符合本国发展道路的全新模式。邓小平在1979年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设想。党和国家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具体方案。可以说，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时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十四亿人口要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其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的总和，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有深远影响的大事。”

中国社会学界从以下四方面对于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作出了积极探索。

其一，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改革开放之初，社会学家费孝通就创造性地提出了适合当时国情的小城镇模式。在21世纪里，中国城镇化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2021年底，中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达到了64.72％，已经完全改变了中国过去的以农村常住人口为主体的城乡格局。中国社会学者根据新的形势，探索了多元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包括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以及城市群的发展，探索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与建立开发区相结合的城镇化模式、建设新城模式、旧城更新模式、就近城镇化和就地城镇化模式等。在研究中，还特别探索了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理念。城镇化的核心是人与人群的变化，包括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化，权利权益的变化和现代城市文明理念的形成。

其二，中国特色的产业化道路。过去的旧中国曾长期苦于没有现代发达的工业体系、产业体系。进入21世纪以后，令全世界非常瞩目的是中国建立了极其强大的工业体系、制造业体系，服务业和农业也大多采用高水平的现代产业运营方式，极大地提高了运营效率，实现了中国经济总量的极大提升。中国社会学界采用产业社会学的分析视角，追踪了中国产业进步的整个历程，作出了此领域的理论贡献。

其三，从社会学角度探索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想，最早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中提出的。这表明，中国对于现代化的认识已有了极大的提升，从早期的从部门层面理解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提升到从国家制度建设层面、从制度文明层面理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国家治理体系是中国现代化制度文明的总称，中国社会学界更多的是从“社会治理现代化”角度，阐释了现代化的制度建设，研究在社会建设、社会体系、社会环节的层面需要作出哪些改革与创新。

其四，中国社会学界还探索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的极其重要地位。在国际上，也是社会学者较早启动了“人的现代化”研究。受此启发，早自1980年代初，中国社会学界就将人的现代化作为研究重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全面现代化的实现需要全体中国人民的勤奋努力和活力的激发。在考察现代化带来的崭新变化时，首先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常常是“物”的现代化，然而社会学认为，现代化就其本质而言是“人的现代化”。社会学界深入探讨了在人的观念、理念、信仰、信念、思维方式、心理、态度、文明习惯、素质、道德、法治观念与行为、科学知识、技术能力以及各种社会群体的行为举止、民风、民俗等方面，如何实现现代化。中国社会学界强调，在现代化建设中，最关键的是要培养出现代化的一代新人：他们是有理想，有信念，爱祖国，爱人民，守纪律，守道德，有现代化的知识、文化、技术，接受了现代文明洗礼的一代新人，而且必须是坚决抛弃那些与现代文明相冲突的丑陋文化、旧风俗、文化糟粕的一代新人。有了这样的一代新人，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将无往而不胜。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最终目的。

《社会分层十讲》

四、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之新探索

作为一门实证社会科学，社会学特别强调追求“社会事实”。社会学理论研究是建立在坚实的社会事实研究基础之上的，所谓社会学方法就是探索如何获取社会事实的技术途径。上文已述，中国正在经历着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镇化、产业化变迁。为获取社会事实，中国社会学界也面临巨大挑战。怎样了解如此巨大人口的社会事实?在分析中，怎样克服巨大的地区差异、体制机制差异、人群差异?为此，中国社会学界在应对挑战中做出了巨大贡献。近些年来，国内社会学界在社会学方法方面的进步突飞猛进，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已成为社会学探索人类社会行为的重要途径。据统计，到2020年底，中国手机网民规模为9.86亿，中国老百姓参与互联网购销、互联网金融的人数居世界首位。互联网大数据本质上是人类社会行为轨迹的记录，这为中国社会学界的大数据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传统的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是通过城乡家庭居民入户调研而获得各种真实的数据，这些数据固然可靠，但此种方法费钱、费时、费力，而且目前在大城市的拒访率非常高。社会学坚持一线入户社会调查的核心是获取真实的社会信息、追求“社会事实”，而互联网上的新的大数据是人们行为轨迹的追踪记录，所以大数据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获取社会事实的新途径。当然，大数据往往被各种网络平台所占有，要想使用，必须得到它们的许可。即便如此，社会学学者仍然可以从众多网络平台的公开数据中，创造出新的变量，将这些公开数据按照研究假设，一个案例、一个案例地整理，创造出新的数据。总之，可以从各种互联网平台公开的数据中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社会学界历来严格遵循学术研究匿名原则，是严格保护个人隐私的)。当然，在新型计算工具的研发方面，与国际社会学界的高水平计算工具、计算方法相比，我们还有很多需要认真学习的地方。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学界同仁也积极探索新的工具和研究方法，中国9.86亿网民的轨迹记录，也使得中国大数据和互联网平台的社会学研究具有自己的优势，中国社会学学者已经和正于此领域作出很多新探索、取得很多新成绩。特别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国基层社会治理采用了很多大数据信息追踪的方法，在这方面，社会学学者也作出了贡献。社会学的理论研究、理论创新历来是建立在社会学方法创新的基础之上的，理论创新与方法创新相结合，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进步。

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创新也是与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创新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近年来，全国各地基层的一线工作者、广大人民群众大胆实践、大胆创新，社会学学者通过一线调研，将这些来自基层的工作方法与实践经验通过总结上升为理论，提出了很多颇具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社会学理论。仅从笔者所参与的城镇化实验、城乡统筹实验、贫困治理实验和社区治理实验看，中国基层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限的，作为社会学者，笔者更多的是从基层的实践中吸收营养，提出了一些社会学的理论，在此也特别感谢基层工作者的实践对于笔者社会学理论思考的启迪。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社会学所有这些理论探索，也都需要实践的不断检验。同时，还必须避免闭关自守、自说自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界一直与国际社会学界不断交流与互动，中国学者提出的社会学新探索、新的理论研究需要得到国际社会学界的认可，因而需要采用国际通识的社会学学术语言表述给国际社会学界，在这方面，中国社会学界同仁仍需要努力奋进，开创国际社会学中国学派、中国理论、中国模式。

作者简介

李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著有《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社会分层十讲》等。

邓湘树，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副教授，著作有《行政职业能力倾向测验》（主编）、《灾害应对中的社会管理创新――绵竹市灾后援助社会资源协调平台项目的探索》（参编）、《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开发及管理》（参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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